贞观七年，太宗对侍中魏徵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君王能够自我保全的很少，这都是由于他们从小生长在富贵的环境中，骄傲懒惰，贪图个人享受，不了解亲近君、疏远小人的理。我想让所有的女都能够见识古人的言行，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。”于是命令魏徵辑录古代帝王弟成功与失败的事迹，编成《自古诸侯王善恶录》，把它赠送给各个王。序中写：

译文

贞观七年，唐太宗对太左庶于志宁、杜正说：“你们辅导太，平常应该为他讲述百姓生活在民间的艰苦。我十八岁时还在民间，对百姓的艰难困苦非常清楚。登上帝位后，每逢商议事情如何理的时候，有时还会现疏漏，由于得到他人的谏诤，才有所醒悟。如果没有忠心的人对我直言谏，我如何能到为百姓办好事呢？何况太长期生长在之中，看不见、听不到百姓的艰难困苦。而且君主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人，更不能动辄就骄奢放纵。只要发个敕命，治罪大胆谏诤的人，那么天下官员百姓肯定没有人敢直言了。所以要克制私，励图治，容纳别人的忠言直谏。你们应该经常把这些理讲给太听，每当看到他有得不对的地方，应该勇敢直谏，使他能有所获益。”

看那些接受天命、统治国家的君王，没有一个不是分封自己的宗亲，来守卫王室的。这些都记载于史册，可以拿来讨论探究。自黄帝分封二十五，舜帝任命八元、八凯，经过周朝、汉代，直到陈代、隋朝，分裂河山，大封宗室皇亲的非常多。这些被分封的诸侯有的得以保全，随时代沉浮；有的失去封地，瞬间衰亡。然而考察他们的兴衰成败，那些功成名就的，都是开国时受封的王；国破家亡的，大都是后世继位的孙。原因何在呢？建国时封的王，经历世，知王国创建的艰难，知父兄为建立国家所付的辛勤劳苦，所以即使在位时也不骄纵。不论白天夜晚，从不懈怠政务，礼贤下士，厚遇人才，有的像汉楚元王那样求贤，有的像周公那样纳士，即使忠心的话听起来刺耳，也能虚心接受。这法得到了百姓的心。生前德尚，死后万古芳。到了孙继承王位的时候，天下太平兴盛，他们从小居中，备受妇人呵护长大，顾虑不到于位的危险，哪里还能知老百姓的苦乐呢？亲近小人，疏远君，妾，轻视德，违背礼法，胡作非为，藐视法令，不顾份。自恃皇帝的恩，萌生抗击嫡的野心；倚仗一事的细微功劳，生无穷的望。他们不遵循忠贞的正，误为非作歹的歧途。武断专横，违背天命，迷而不返。虽然有汉代梁孝王刘武、晋代齐王司冏那样的功勋，有汉代淮南王刘安、曹魏东阿王曹植那样的才华，也不免摧折凌云之翅，沉涸辙之鲋的尴尬。丢弃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丰功伟业，落得梁冀、董卓那样斩首示众的下场，成为后世的警戒，不可惜吗？皇上以圣人般的天赋，挽救危亡，功耀千秋，廓清宇宙，统一中原，民众拥，安抚四方，亲睦九族。诵《棠棣》之诗来增兄弟之情

，除郡以外，分立诸，割土封疆，杂用周制。皇唐郡县，依秦法。皇幼年，或授刺史。陛下岂不以王之骨，镇扞四方，圣人造制，前古？臣愚见有小未尽。何者？刺史师帅，人仰以安。得一善人，内苏息；遇一不善人，阖州劳弊。是以人君恤百姓，常为择贤。或称河九里，京师蒙福；或与人兴咏，生为立祠。汉宣帝云：‘与我共理者，惟良二千石乎！’如臣愚见，陛下内年齿尚幼，未堪临民者，请且留京师，教以经学。一则畏天之威，不敢犯禁；二则观见朝仪，自然成立。因此积习，自知为人，审堪临州，然后遣。臣谨汉明、章、和三帝，能友弟，自兹以降，以为准的。封立诸王，虽各有土，年尚幼小者，召留京师，训以礼法，垂以恩惠。讫三帝世，诸王数十百人，惟二王稍恶，自余皆冲和粹。惟陛下详察。”太宗嘉纳其言。

贞观十八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古时候有胎教世的说法，我却没有时间考虑这事。但最近自设立太以来，遇到事情都要对他教诲晓谕。见他准备吃饭时，便问他：‘你知饭是怎样来的吗？’太回答说：‘不知。’我说：‘凡是播、收获等农事都很艰难辛苦，这些活儿全靠农民努力耕。只有不去占用他们劳作的时间，才会常有这样的饭吃。’看到他骑，又问他：‘你知是用来什么的吗？’太回答说：‘不知。’我说：‘这是能够替人代劳的东西，要使它既劳作又得到休息，不耗尽它的气力，这样就可以常有骑。’看到他乘船，又问他：‘你知船是怎样运行的吗？’太回答说：‘不知。’我说：‘船好比君主，好比是百姓，能浮载船，也能推翻船，你不久将君主了，能不畏惧嘛！’我看到他在弯曲的树下休息，又问他：‘你知这弯曲的树如何能正直吗？’太回答说：‘不知。’我说：‘这树虽然弯曲，打上墨线就可以正直成材。君主的虽然有时难免会一些荒唐的事，但是虚心接受谏诤就可以圣明，这是傅说讲的理，可以对照自己的行为作为鉴戒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