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，李愔将官与吏的俸禄发放权全都收回，统一由齐王府发放，对吏的招募也由齐王府统一招收，同时也消除了对吏的一些歧视政策。另外最重要的是，李愔以台湾读书人少为由，将官员的选方式也了改变，不再学习大唐的科举制，则是直接从吏中选官员，打通了吏与官的升迁渠。

对于这个特殊的阶层，李愔的改动更大，直接将衙役最大的工作职能，也就是治安职能剥离来，专门在基隆成立一个警察总院，每个县里设有分院，统一理全岛的所有警察，这些警察负治安的职能，分院的院长虽然名义上是县令的下属，但却有独立执法权，甚至若是接到刺史签署的逮捕令，可以直接将治下的任何人当场拿下，包括县令本人。其中警察总院的最长官称总长，与都察院的院长平级，仅在别驾之下，现在暂时由杨暕推荐来的朱猛担任。

行政和司法的事搞定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军事方面的改革，这可是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，为此李愔还特意将陆青、虎力和周龙三人叫到一起，一连商议了几天之后，最后终于有一个大概的结果。

颇受歧视，比如和商人一样，后代不能参加科考等等。

其实说到底，李愔成立的都察院和警察院，就是将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开来，与一州六曹之中的法曹形成一个完整的司法机构，而之所以让陈和朱猛分别担任两院的最长官，也是为了与崔巍和陆青这些原班人形成牵制。本来李愔还想成立法院的，不过后来一想，台湾的才只是一州之地，本来就有法曹，若是再设立一个法院的话，权利就有些重合了，所以只是加了一些法曹的职能，等日后地盘扩大了，再设立更一级的司法机构也不迟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行政机构中的吏也由齐王府统一任命，不再由地方官招募，而除了吏之外，还有衙役这个特殊的阶层。吏虽然没有品级，但好歹也是正式的官方人员，而衙役则不同，几乎是属于贱民一类，与婢的地位差不多。只不过他们上的责任却一也小，负着治安、收税、征粮等等繁杂的工作。

李愔一开始还真不知古代的官和吏还有这么大的区别，直到在登州刺史时，才慢慢的搞清楚其中的差别，当时他就想对这现象行改革，可惜登州毕竟是大唐的领土，他虽然是皇，但也依然没办法改变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政，所以只得作罢，直到现在有了台湾这么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，他才终于可以放开手脚。

由吏中选官员的好是，提上来的官员大都有基层工作经验，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不会像那些死读书之人，官之后本不知如何行政，还要向边的吏员请教。当然了，这样也有一些缺，比如可能会造成官员的文化平不一，而且也容易结党营私等等。

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，导致原来政府机构的权利都有了或大或小的改变，其中有不少门的权利都被消减了许多，若是放在大唐那政治机构成熟的制内，肯定会遇到无穷的阻力，而台湾这里本来就是一穷二白，甚至原来在陆青治理之下，好多机构本没有成立，所以李愔上面的那些改动，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阻力，也只有崔巍和那些被放来的官员提一些异议，不过全都被李愔压服下去了。

对于这情况，李愔也了相应的准备，那就是在台湾设立一个全新的机构，这就是台湾都察院，院长由杨暕推荐的那个陈担任。其实说新也不算新，这个都察院的功能其实和大唐的御史台差不多，都是监督考查官员之用，只不过它的功能更加单一，只有调查取证权，想要抓人的话，必需由刺吏批准，再由专门的机构去执行，而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新的门，那就是警察院。

其实大唐也有由吏升迁到官的法，而且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，叫外内，外就是指吏，内就是指官，其实就是从制外制内，只不过这情况比较少而，而且由吏升为官的人也受到极大的限制，比如有些官职无法担任，不能三品等等，可以说颇受歧视。不过现在倒好，李愔直接将吏升官为一主要的选机制了，虽然这让崔巍等一些传统官员有些不满，但因为大唐也有先例，所以倒也没有持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