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来似乎是说风凉话，然而在土耳其国父新共和的非宗教狂中，抛弃宗教即是现代化和西化。自满之中时而摇曳着理想主义的火焰。但那是在公开场合，在私底下的生活中，没有任何东西填补神的空虚。消除了宗教，家变得和城里的“雅骊”遗迹一样空，和“雅骊”四周长满蕨类的园一样昏暗。

因此在我们家，便由女仆填补这空虚（并满足我的好奇——神如果不重要，何必盖那么多清真寺？）。不难看迷信的愚蠢。（“你若碰这个就会变成石，”我们的女仆说“他的打了结。”“一个天使来把他带上天。”“别先放左脚。”）绑在教长陵墓上的布块，在奇哈格为苏父爸爸着的蜡烛，女仆因无人送她们看医生而自行调的“老妇偏方”以及几百年的回教僧派以格言、谚语、威胁和建议等形式我们这共和国时代欧洲家的遗，它们或许是一派胡言，却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痕迹。即使到现在，在某个大广场或走廊、人行时，我仍会突然想起不该踩在铺路石之间的裂或黑方格上，于是不由自主地着走。

我的脑把这些宗教训谕跟我母亲的规定（例如“不要指指”）混为一谈。或者，当她跟我说不要打开窗或门因为穿堂风会来时，我便想像穿堂风是某个灵魂不能被打扰的圣人。

祷告时扯我巾，手会变成石！”我仍继续扯她的巾，但什么也没发生。但就像我的长辈们那样，虽宣称不相信这些胡说八，却仍然谨慎小心——以防时间证明他们错了——我知超过某个限度，便不敢去惹她，别因为这回没变成石…正如我谨慎的家人们，我意识到若嘲笑了宗教或表现没兴趣缺缺，最好立即转移话题：我们把虔诚与贫穷画上等号，却从不敢声说。

我的第一趟清真寺之行加了我对一般宗教，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偏见。几乎是偶然的，有天下午无人在家，我们的女仆哈妮姆没征求任何人同意便带我去清真寺——倒不是急着想朝拜，而是在室内呆腻了。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，我们看见二三十人——多半是后街的小商店老板，或给尼尚塔石的有钱人家活的女仆、厨和门房，他们聚在地毯上时，不大像集会信众，而更像是聚在一起换意见的朋友。等待祈祷时刻到来时，他们彼此低声闲聊。祈祷的时候我在他们当中走来走去，跑到清真寺一角玩我的游戏，没有人停下

对我而言，仿佛他们一天到晚把神挂在嘴上是因为贫穷。我之所以得这错误结论，完全可能是因为看见家人以怀疑和嘲的光看待一天祷告五次的信徒。

因此我们不把宗教看神通过先知、书本和律法对我们发言的系，而是把它降格为古里古怪、时而逗趣的一下层阶级奉为依归的规章。撤去了宗教的力量，我们得以接纳它成为我们家的一分，当某古怪的背景音乐，陪伴我们在东西方之间左右摆。我的祖母、父亲、伯父姑妈们，他们一天也没斋戒过，但在斋月期间，他们就跟禁的人一样在饥饿中等待日落。冬日的夜来得早，祖母跟她的朋友们玩牌时，斋戒结束即是大吃一顿的借，也就是说，享受更多烤箱里的。但还是有些让步：一年当中，这些群众的老妇人每个月都一边玩牌一边接连不断地吃着东西，但斋月期间，日落将近时，她们停止大啖，垂涎滴地盯着附近的一张餐桌，桌上摆满各果酱、酪、橄榄、饼和蒜腊；当广播传笛声，表示斋戒即将结束，她们便如饥似渴地注视餐桌，仿佛她们和占全国人百分之九十五的普通回教徒一样，从黎明开始就没吃过东西。她们彼此问:“还有多久？”听见炮响，她们等厨贝吉尔在厨房里吃过东西，然后她们也朝扑过去。至今，每当听见笛声，我仍会。

假使神不再以披白巾的名形象现，假使我与她的关系是引发一丝恐惧和告诫的话题，一个原因是我家没有人认为应当给我上宗教课程。或许因为他们没什么可教我，我不曾见过我有哪个家人在地毯上跪拜，或斋戒，或低声祷告。在此意义上，你可以说我们这类家就像无神论的欧洲中产阶级家，缺乏勇气划清最后的界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