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这些病，在以后的章节中，我会尽量的改。

阿越

时候我才觉得读者真的非常的宽容。

我对人与人，既有自己的理解，或者说恪于经验与固执“只能”有自己的理解；而在客观上，小说也不可能为了人的格而安排情节。所以我虽然在写作之时，也有野心塑造一两个人，但是我也不愿意也不太可能过于在意这些，当然，只是“不愿意过于”没有作者不在意自己的人刻画的——我最不喜的，就是自欺欺人。我来写这段话，实际上就是说明我心里还是在意的。

当我回过去读第一卷的时候，发现有很多语句，本是不通的！而我的描写，十分之八九，倒正显了我语言的匮乏——可居然还有人说我的“文笔好”！

主人公石越，在我设想中，并不是所谓的“英雄”或者是有个的人，也并非是仿照作者为蓝本刻画的——虽然不可避免，会有作者本人的影，但实际上，本是两回事。

所以，吕惠卿将继续留在书中到一个适当的时候。

在小说中，吕惠卿是不会那么快跨台了。以阿越读宋史所得，认为吕惠卿急于在上任后标新立异，以求在政治决策上走王安石的影，在人事上急不可耐地打击王安石；其原因，以阿越看来，无非有两个，第一个是他与王安石之王元泽长期结下的怨恨，第二个是在郑侠案中，罢黜冯京的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打击了王安国。从而导致了他与王安石事实上的决裂。因此吕惠卿一方面急于走王安石的影，希望用政策上的成功来取得赵顼的信任，开始推行手实法等一系吕氏政策；另一方面，则无所不其极的离间王安石与赵顼的关系，迫害王安石——从而一方面一步激化了与旧党的矛盾，一方面引起了赵顼的极度反，终于自取灭亡。而小说中，与王元泽的矛盾因为石越的现，得到了分的缓解与转移，而郑侠案并没有第二波导致冯京罢相的事件现，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破裂，将不会那么急促，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件，势必改写。

还有一个最大的病，则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来行推动情节的发展。从客观上来说，这自然是为了保证文章的节奏不至于太慢，但是也无可置疑的证明了我写作技巧的不成熟。

在这篇后记的最后，我想对小说中几个人，说一些自己的理解。

我所想刻画的石越，是一个聪明过人、有着反省神、略显犹豫的格、内心有毅的信仰、自认为有献神、带着德的虚伪而甚少自觉、为人沉稳，偶尔也有鼓动家的素质的年青人。这个人的格，是不是刻画得足够成功，我现在还不知。为什么刻画这样一个人为主人公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——无非是我见识所限而已。总之，石越并不是一个对现代人有染力的人，但却绝对是一个能在古代有良好生存能力的人。过多的阐述是没有必要的，石越之不同于岳不群，最重要的一，是石越基本上不会认为为了一个尚的目的去牺牲别人，是理所当然的；虽然他可能会默认这牺牲，但是他心里一定会有烈的愧疚之情。另外，我赋予石越的格上，让他至少在理智上，能够容忍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意见，并承认那本是事的常态。他所带来的所谓“文化启蒙”也并非是唯我独尊的，而是以较低的姿态，争取社会文化主的那一。因此，白潭的历史任务，是“百川汇海”而非“取而代之”

人总是在发现缺后才能步，我也只如此的开脱自己了。

于耶元２00５年３月３１日

至于对吕惠卿这个人的表扬，在我看来，更是一反讽。吕惠卿的形象，不过是我从历代相权相的言行中，取其“菁华”而成。典型的抄袭人，不过这样的人，也更符合大家的经典认知吧？重复了千百遍的人，自然更容易得到认可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也许小说人刻画的义，就是写符合大众认知的人吧。

在小说中，被我“人为的”而与石越齐名的桑充国，是为第一角的构想现的。这个人的格与习气，基本上就是我所了解的“书生”对于他格突兀的批评，我曾经过很多回应，这里就不再多说了。因为对于“书生”的格、脾气，在不同的情况，会如何理事情，我想我比大多数人要了解。我想如果在这个人上我有失败，那么我最大的失败，不过是对于桑充国的铺垫太少。

作者在小说以外的话，本不宜讲太多。便在此收笔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《新宋》的创作。

而桑充国为什么会和石越齐名，是不是有资格。仅举一例，郭逵凭什么能和狄青齐名？至于白潭学生为什么服气桑充国，我想小说中或者待还是不够。以后若有可能，我或者会补上一两笔。只不过我想说的是，范滂未必学问众，天下未必不以其为楷模。中国的传统，是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”学问本是末节。何况桑充国其先有石越的支持，其后有程颢等人的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