桓温知榜样的力量，立即立了两个典型，第一个典型便在京，桓温派使节查京官仓缺粮达四十万斛，牵涉官员达数百人。桓温看到主要官员都是以前昙、愔等前任徐州留下地，跟、王、谢等世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于是着手严办，他立即上表给朝廷，将驻京的徐州别驾、广陵内史等官员三十二员坐弃市，其余附属官吏四百六十七坐免官徒北府边地（徒北府诸州边地是近年桓温与北府达成的一个协议，江左将坐徒的罪民和罪官连家代发往北府，北府则人支付兵仗甲，算得上人贩卖吧），其中徒的罪官有一是丹徒功曹刘翘，他并没有捞到什么油，纯粹是受到牵连而已，只好带着妻萧氏和两个儿刘寄、刘怜随着大队人北行。

接着桓温要求对各地藏匿私附的人行严格收检。为了给世家豪们面，桓温下令将荫客和给客制提标准，让每能多收一半的曲农，然后此外的人百姓必须被清理来，纳百姓籍中。

“而桓公在兴宁二年施行庚戌土断等改制后颇有成效，这是因为桓公行法森严。时彭城王司玄因为查在土断中藏匿五，被桓公送至廷尉治罪，御史中丞王叔武（王彪之）大人时任会稽内史数年，招抚隐民三万余。如此严法禁，各地豪无不收敛其行，故而国法得以大行。”

桓温说就，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再行严法，明言天下，先是对各地官吏行申饬，严令他们不得贪墨，并重新检讨了赋税徭役制度，明令废除折变等不合理举措，再严令禁止迎送钱、杂供给等苛捐杂税。

“朝廷南渡后为了安抚世家士族，不但延续荫客、荫亲属制，还行给客制，可官阶品级拥数量不等的佃、典计（农家）、衣客（府中杂役仆）。如官品第一，第二者，佃不得超过四十，典计不过三人，以下每降一品。少占佃五，至九品仍可得五。少占典计一人，至五品议郎以上典计一人。佃、典计、衣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随从、侍卫皆注家籍，并无单独籍，所以朝廷也不会找他们收赋税，征徭役。”

“是的，争民。百姓民是朝廷赋税徭役的基，只有在编民越多。他们分担地赋役就会相应轻松，所输谷米也会更多，如此而论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，民情也可缓和。”后，江右遗民者近百万余。朝廷立郡县以司牧之，一可防止江右民私门豪家，二可抚民恋土之情，三可保留侨姓士族的郡望。然北府复江右立藩，以均田制招募侨民。北归者十之八九，余者仅十余万，皆因附于豪门世家中不得归。”

，请他定夺。

桓温听到这里，不由老脸一红，自从庚戌土断以后，桓温看到略有成效便转移了注意力，更专心致志地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张，逐步将手伸江州、南豫州、徐州、扬州等地，照王猛的说法，内斗胜于外战，终于将谢万、昙、愔继殷浩、荀羡之后拉下，扫清了东的脚步，谁知江左朝中居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。

桓温派众多使节，巡查各郡县，一查各地官仓，实谷米数目好次，勒令官吏将贪墨地粮草归还，否则免官查办，二查私藏人事宜。

“争民？”刚才也是一脸愁的桓云不由一愣，不由失声叫了来，但是在桓温的扫视下很快坐定下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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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温如此严厉手段一行，江左各郡县政事为之一清，而各地豪世家虽然迫于桓温的“威”不敢清动，但是他们心里的怒火和怨恨却越来越了。

另一个典型桓温找到了余姚的虞家，他遣使节查虞家藏匿私附人有四百余，于是立即传令将虞家家主虞良弃市，会稽内史王符、余姚县令刘礼知情不报坐罢官，徒北府边地。

“朝廷行给客制一是安抚优待士族，稳定地方，二是试图限制士族世家隐匿民，与国争民。但是豪世家往往不朝廷苦心，肆意占民，而地方官吏却因为关系对此视而不见。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负，往往自投豪世家，附为家曲，以避苛严赋税徭役。朝廷也对此弱不堪。前余姚县令山彦林（山遐，山涛之孙）曾以严峻刑法收检豪世家地藏匿民，不到三月便捡得万余。并查得余姚世家士虞喜抰藏，以为私附，数量之可依律弃市（斩首死刑）。让山彦林将虞喜绳之于法时，诸豪莫不切齿于山彦林，联名上书建业，以虞喜有节，为当时名士，不宜屈辱。又以山彦林擅造县衙，遂以此诬陷其罪。山彦林呈书时任会稽内史的何文穆公（何充），乞留百日，以便穷捕逃虞喜后自请其罪，方而无恨。何文穆公驳其书信，并判坐免官。”

“然最近几年，朝廷疏忽其间，故而豪世家得以又行故伎，藏匿私附人，而百姓骤少，徭役赋税更重，被迫依附世家。如此循环，则国法崩溃，朝廷度支缺窘。”

说到这里超看了一，发现桓温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，知自己这次了何充的名并没有引起这位上司地不满，尽桓温曾受何充的提和重，看来死了十几年地人再有威望也扛不住现实中地炎凉。